就如曾国藩曾说,清朝灭亡之前有三个前兆。
1.无论何事，均黑白不分。
2.善良的人，越来越谦虚客气；邪恶之人，越来越受人尊敬。
3.问题到了严重的程度之后，凡事皆被合理化，一切均被默认，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。
曾国藩死后40年后，大清朝果然灰飞烟灭。
曾国藩总结的这三个亡国前兆，实际上就是通过阴阳学推导出来的，这也就是中国特有的‘类比思维’的高级之处。可以透过复杂的表象，类比到阴阳五行、周易八卦，然后通过理论推导看到本质，解决问题的时候，再通过理论推导出大原则，按照这个大原则来解决问题，国家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。
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就没有这种能力，因为他们缺乏类比的核心体系。这也是西方人脑筋有时候比较死板的原因，看起来傻乎乎的。
西方人治理国家的时候，则是非常注重细节，但是大方向上却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，经常犯下非常低级的错误，例如西方国家竟会被商人和宗教玩得团团转，这在中国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低级错误。
不过西方人这种思维方式让他们不那么精明，但并不代表着他们的脑子更笨，所以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有他们的优势，那就一根筋下去，会创造出很多畸形的怪物，例如科技。然后用绝对物质优势，去欺负其他落后国家。
而思维方式的不同，也让中国和西方人的治国方法完全不同。中国领导人是通过类比思维来治国，提出大原则、大方向，只要方向不走偏，那么国家自然而然就强盛起来，并不是很注重细节问题。
军事上也同样如此，中国人在军事上讲究的是大方向上、大战略不走偏。西方人则是追求武器的威力，以为优势的装备和物质就能占据上风，在战略上比较马虎。朝鲜战争就充分的展现出了中国军事和西方军事的差异，中国志愿军尽管装备落后，但依旧可以和装备先进的美军抗衡，最终挫败美国试图在整个朝鲜半岛扶持傀儡国家的野心。
此时朱由校搞反腐，只要让腐败见光死就算成功了。当前明王朝已经很符合曾国藩总结的三个前兆了。
通过阴阳五行学，就能很简单的得出结论，要想拯救明王朝，大方向就是打击黑恶势力，让正义重新占据上风。让善良的老百姓，能大声的说话。
如果纠集起来的这些齐楚浙宣党马仔，依旧贪张枉法，即便会做事，也只是让明王朝苟延残喘，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善问题。
朱由校的反腐策略就是先从这些投靠他的马仔抓起，然后再扩大阵地。在这个区域内，一切贪腐行为一旦发现就必然严惩，让贪腐全部见光死，没有妥协的余地。这些官员如果能贪污不被发现，那就是他们的本事，没必要去纠结这个问题，自然规律注定了，不可能完全杜绝贪腐。
中国官场会腐烂，历来都是从上面烂到下面。上面带头贪，下面才会跟着贪。抓好上层官员的贪腐，影响力就会逐渐扩大到中下层。
治理国家方面，中国的传统模式可以类比为‘阳’，阳为气，更加飘渺。西方人注重细节的模式，则可视之为‘阴’，阴为质，更加具体。两者各有优劣，国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，相拼之时还是中国模式占一定上风，因为阳性占主导地位。
但是孤阳不长、孤阴不生，走极端虽可盛极一时，却无法长期维持下去。而根据阴阳五行学的规律，阴阳平衡才能‘万物生发’。因此最好的治理模式，还是进行综合。用传统国术制定大原则，用西方人的方式制定细节，国家就可以强盛。
作为穿越者朱由校，显然在这方面优势巨大。二十一世纪的中国，为了追赶西方国家，已经在细节上更加注重了，尽管没到西方人那种几乎‘走火入魔’的程度。而这个年代的明王朝，懂得用传统国术治国的官员，实际上多得很。毕竟这年头的文人，都是学过阴阳五行和周易八卦的，抓大原则是他们最为擅长的东西。所以说造反的时候，文人的支持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就是因为他们能提供大原则、大战略上的指导。
没让朱由校等待多久，就让穿越者的优势，和中国传统的治国优势‘双剑合璧’了，因为内阁首辅沈潅一天之内给他连上了三道奏折，提出了许多治国方略，顿时让朱由校如获至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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